《元史》

　　元史二百一十卷，是一部比較系統地記載我國歷史上元代興亡過程的封建史書。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即元朝滅亡的當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編修元史。第二年，以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祎為總裁，趙壎等十六人為纂修，開局編寫。僅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時間，便修成了除元順帝一朝以外的本紀、志、表、列傳共一百五十九卷。接著又讓歐陽佑等十二人四出蒐集元順帝一朝的史料，於洪武三年（一三七○年）重開史局，仍以宋濂、王祎為總裁，由朱右等十五人參加編寫，用一百四十三天續修本紀、志、表、列傳共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二書，釐分附麗，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編撰工作，歷時只三百三十一天。刻印工作也進展得很快。據宋濂目錄后記，洪武三年七月書成，十月便已「鏤板訖功」。

　　元史之所以能迅速成書，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元史的編修，主要是照抄代各朝實錄、經世大典、功臣列傳等官修典籍，除了刪節以外，沒有下多少功夫。就元史編者的政治觀點來說，同那些編修代典籍的人并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信奉的都是儒家道學思想，所以在處理前代王朝遺存的歷史資料時，也就無須從思想觀點上和內容編排上作根本的改動。這樣，元史編者們便無意中更多地保存了元代史料的原貌。

　　對於我們研究元朝的歷史來說，元史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基本資料。四十七卷本紀除順帝一朝之外，全是現已失傳的元代歷朝實録的摘抄，內容比較豐富，是按年月日編制的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大事記。史料價值和確切性都比較大。有些舊學者指責元史本紀「不合史例」，內容「雜蕪」，這是一種偏見。五十八卷志、八卷表的史料，除順帝朝部分之外，絕大部分採自元文宗時所修的經世大典，而這部書現已大部分散失，許多內容只能在元史各志中看到，因而顯得珍貴。至於九十七卷列傳，大部分取材於元朝官修的傳記，而這些官修傳記又是根據家傳、神道碑、墓志等寫成的。因此，在記載的確切程度上，要比紀、志差得多，但是其中含有許多生動具體的資料，這一點又是己、志所不及的。

　　由於元史倉促成書，且出於眾手，在編纂方面有不少謬誤。例如：有一些列傳重出；甚至誤把不同皇帝的后妃領取歲賜的名單，統統當作同一皇帝的后妃處理，以致在后妃表中將兒媳、曾孫媳、玄孫媳婦當成平列的妻妾。此外，譯名不統一、年代史實的乖誤等，也相當多。因此元史一直為后人所詬病，試圖重修元史的書出過好幾種。但是，這些重修之作都無法取代元史這部比較原始的基本資料。

　　元史最早的版本是洪武三年刻本。嘉靖初年，南京國子監編刊二十一史，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年）元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舊板，損壞的板頁加以補刊，一般板心刻有嘉靖八、九、十年補刊字樣，此為南監本。南監本后來的遞修補刊一直延續到清初。萬歷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至三十四年（一六○六年），北京國子監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此為北監本。到清代，干隆四年（一七三九年）武英殿又仿北監李重刻元史，稱為殿本。干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對遼、金、元二一史譯名進行了謬誤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板，重新刷印。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又對元史作了進一步的改動，重新刊刻，這就是道光本。道光本對史的任意改動很大，但對史文也作了不少有根據的校訂。后來又有各種翻刻重印的版本，其中比較好的是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百衲本是以九十九卷殘洪武本和南監本合配在一起影印的，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於洪武本的面貌。我們這次點校，是以百衲本為底本。對百衲本在影印過程中的描修錯誤，用北京圖書館藏原書、北京大學藏一百四十四卷殘洪武本及北京圖書館藏另一部南監本作了核對訂正，一律逕改。逕改的描修錯誤，共有近八十處。在版本校勘方面，用了北監本、殿本和道光本。還參考了胡粹中元史續編（簡稱續編）、邵遠平元史類編（簡稱類編）、畢沅續資治通鑑（簡稱續通鑑）、魏源元史新編（簡稱新編）、曾廉元書、屠寄蒙兀兒史記（簡稱蒙史）、柯劭忞新元史，以及錢大明廿二史考異（簡稱考異）、汪輝祖元史本證（簡稱本證）等書。此外，并利用了批常見的原始資料，校正有關的史交，其書名和篇名，見於各卷的※校勘記。

　　本次校勘，只校訂史文的訛倒衍脫，不涉及史實的考訂。改動底本的地方，用方圓括號表圓括號內小字表示刪，方括號內的字表示補），并附簡要的校勘記。書中的明顯刻誤，以及板刻破體字，都予逕改。經過推算在紀日干支下用方括號補入的朔字，校勘記里不再說明。對書中的古體、異體、俗體字，侭量作了統一。原書卷首的進史表、纂修元史凡例和宋濂旨錄后記，移至書末作為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