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

　　晉書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唐房玄齡等撰。它的敘事從司馬懿開始，到劉裕取代東晉為止，記載了西晉和東晉封建王朝的興亡史，并用「載記」形式，兼敘了割據政權「十六國」的事蹟。

　　晉書的修撰，從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開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書，歷時不到三年。參加編寫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為監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丘馭、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李安期和李懷儼。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風之手；修史體例，是敬播擬訂的，沒有流傳下來。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給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一紀及陸機、王羲之兩傳寫了四篇史論，所以又題「御撰」。

　　唐代以前寫成的晉史有二十多種，在唐初，除沈約、鄭忠、庾銑三家晉書已亡佚外，其余都還存在，當時認為「制作雖多，未能盡善」，所以李世民才下詔重修。在修撰晉書時所能見到的晉代文獻，除上述專史外，還有大量的詔令、儀注、起居注以及文集，可供採擇的資料應當說是很豐富的。但此書的編撰者只用臧榮緒晉書作為藍本，并兼採筆記小說的記載，稍加增飾。對於其他各家的晉史和有關史料，雖然也曾參考過，卻沒有充分利用和認頁加以選擇考核。因此成書之后，即受到當代人的指實，認為它「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劉知幾在史通里也批評它不重視史料的甄別去取，只追求文字的華麗。　　李世民統治時代所修的前代史書，在晉書之外，還有梁、陳、北齊、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選擇晉書來寫史論呢？這主要因為西晉是個統一的王朝，它結束了三國時期幾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統一又是短暫的，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地區的大混戰，此后便形成了東晉和十六國、南朝和北朝的長期對立。李世民作為統一的唐朝的創業之君，很想對於晉朝的治亂興亡進行一番探索，作為借鑑。正由於這個緣故，所以把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司馬懿和完成統一事業的司馬炎當作主要研究對象（關於陸機、王羲之的史論，主要著眼於他們的文學藝術成就，屬於另一種情況，姑置不論）。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二紀的史論，雖然比較籠統，沒有觸及晉朝治亂興衰的實質，但它指出司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處廣以思狹」，「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這些評論總算是看到了一些現象。

　　由於晉書成於眾手，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來看，還存在不少問題，前后矛盾，失去照應，敘事錯誤、疏漏，指不勝屈。如馮紞傳說「紞兄恢，自有傳」，殷顗傳說「弟仲文、叔獻，別有傳」，而實際上書中并沒有馮恢傳和殷叔獻傳。李重傳說「重議之，見百官志」，其實本書沒有百官志，只有職官志，其中不載李重奏議。司馬彪傳說「語在郊祀志」，實際上本書沒有郊祀志，此事也不見於禮志。又如地理志僅詳於西晉的情況，永嘉以后到東晉時代的建置和演變則非常簡略，對於僑置郡縣也不加區分，以致混淆不清。至於敘事中人名、地名、官職、時間、地點的錯誤和歧異就更多，一部分在※校勘記里已經指出，這里不再詳舉。雖然這部書是有缺點的，但由於唐代以前的諸家晉書已經失傳，它還是我們今天研究兩晉歷史的一部主要參考書，包含了不少可供我們利用的資料。如東晉末年孫恩、盧循所領導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侭管作者有嚴重歪曲，史實也有遺漏，但本傳中還是記述了起義的概況。對於晉朝統治者的貪鄙無恥，本書也有所揭露。如劉毅傳，反映了開國皇帝的出賣官職。武帝紀和愍懷太子、何曾、任愷、會稽王道子等傳，記載了從皇帝太子到大官僚的唯利是圖，驕奢淫逸。在石崇傳里，我們還可以看到身為荊州刺史的石崇竟公開搶劫，因而成為巨富，擁有水碓三十余區，家奴八百多人。在王戎傳，可以看到「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的大官僚王戎，仍然「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書夜算計，恒若不足」的貪婪丑態。文苑王沈傳中的釋時論和隱逸魯褒傳中的錢神論，則把當時統治階級無恥鉆營、貪財好利的丑惡本性，作了淋漓盡致的諷刺和嘲弄。在志的部分，如食貨志從三國時代敘起，大體彌補了三國志無志的缺憾；律歷志所記幾種歷法，是我國科學史上的重要資料；因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已經亡佚，三十卷載記成為了解十六國漢族、少數族之間的階級斗爭、民族斗爭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