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錄》
作者：薛瑄
[明]薛（左王右宣） 薛（左王右宣）（1389-1464），字德溫，號敬軒，明山西河津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史，因忤宦官王振，下獄論死，尋得釋。景帝嗣位，召起大理寺丞，遷南京大理卿。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致仕告終，居家講授理學。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于職事萬無一盡，況敢恣肆于禮法之外乎？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忽。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視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合乎時宜。
作官者于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學者大病在行不著，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即求合一，處事即求合理，則行著習察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況設詐以行之乎？ 防小人密于自修。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按物太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是實。
為政通下情為急。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書》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作一事不可茍。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主之事功。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于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較焉？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言不當，殊愧之。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粟然也。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及納其悔，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慎動當先慎其幾于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也。
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以啟下人之玩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弊。
為人不能盡人道，為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民為愚且賤，而加慢易之心哉？
處事，不形之于言猶妙。
嘗見人尋常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小所惑而易其所守。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己亦病矣。況傷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忽忿疾于頑。” 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皆當深味。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于天下。后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恃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領信而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以已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為安矣。
前人為治，純用德而以刑輔之，后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眾人之所暫快，亦賢知之所深慮矣。 人皆妄意于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為善勿怠，去惡勿疑。
恭而不近于諛，和而不至于流，事上處眾之道。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茍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茍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 一毫省察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慎。 處事當沈重詳細堅正，不可輕忽忽略，故《易》多言“利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圣人之仁也。
一命之士，茍存心于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茍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然哉？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已之法也。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不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幸。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目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圣人仁民之意深矣。
凡事分所當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傅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云之漠然，無所動其心。
清心省事，為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犯而不較最省事。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為政之道。
名節大事，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于其身，有益及于人。
天之道，公而已。圣人法天為治，一出于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為大也。
霍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可以為人臣之法。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為，于事終無益。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得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當遠慮后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啟其端。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況大事乎？
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惠雖不能周于人，而心當常存于厚。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則三代之治，后世必可復。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而不斷，亦不免于后艱矣。 圣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好善優于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對人子民之心，無時而忘。
于人之微賤，皆當以誠待之，不可勿慢。
為治，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圣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為是故也。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圣人之仁心也。故賞當過于厚，而刑不過于濫。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于進退之道。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于職事萬無一盡，況敢恣肆于禮法之外乎？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忽。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視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合乎時宜。
作官者于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學者大病在行不著，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即求合一，處事即求合理，則行著習察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況設詐以行之乎？ 防小人密于自修。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按物太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是實。
為政通下情為急。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書》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作一事不可茍。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主之事功。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于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較焉？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言不當，殊愧之。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粟然也。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及納其悔，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慎動當先慎其幾于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也。
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以啟下人之玩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弊。
為人不能盡人道，為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民為愚且賤，而加慢易之心哉？
處事，不形之于言猶妙。
嘗見人尋常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小所惑而易其所守。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己亦病矣。況傷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忽忿疾于頑。” 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皆當深味。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于天下。后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恃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領信而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以已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為安矣。
前人為治，純用德而以刑輔之，后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眾人之所暫快，亦賢知之所深慮矣。 人皆妄意于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為善勿怠，去惡勿疑。
恭而不近于諛，和而不至于流，事上處眾之道。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茍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茍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 一毫省察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慎。 處事當沈重詳細堅正，不可輕忽忽略，故《易》多言“利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圣人之仁也。
一命之士，茍存心于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茍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然哉？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已之法也。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不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幸。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目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圣人仁民之意深矣。
凡事分所當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傅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云之漠然，無所動其心。
清心省事，為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犯而不較最省事。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為政之道。
名節大事，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于其身，有益及于人。
天之道，公而已。圣人法天為治，一出于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為大也。
霍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可以為人臣之法。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為，于事終無益。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得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當遠慮后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啟其端。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況大事乎？
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惠雖不能周于人，而心當常存于厚。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則三代之治，后世必可復。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而不斷，亦不免于后艱矣。 圣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好善優于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對人子民之心，無時而忘。
于人之微賤，皆當以誠待之，不可勿慢。
為治，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圣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為是故也。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圣人之仁心也。故賞當過于厚，而刑不過于濫。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于進退之道。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